1966年冬天，一场政治风暴从北京刮到了酒泉导弹试验基地，时任基地副司令员的李福泽将军对此态度鲜明：“我们这里打卫星最大，卫星打不上去，一切都是扯淡！”

  不久，基地召开党委会，当李福泽走进会议室时，发现有一些人不属于党委委员，立即板起脸敲了敲桌子说：“不是党委委员的请出去。”一些人闻言起身而退，其中就包括毛主席的女儿李敏。

  听说此事之后，曾说李福泽是“谁也不敢惹、谁也惹不起的‘西霸天’”。然而就是这位口中的“西霸天”，指挥发射了新中国第一枚近程导弹、第一枚中程导弹、第一枚核导弹、第一枚远程导弹以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……

  1957年深秋，志愿军第20兵团副司令孙继先，刚刚视察完部队，正站在一张皱巴巴的前，思考着后面的仗该如何打。突然志愿军司令员杨勇打来电话，让他交接一下手上的工作，立刻回国接受重要任务。

  孙继先领命一路马不停蹄地赶回北京，一下火车就去总政找萧华报到。萧华告诉孙继先，毛主席亲自点将，让他负责筹建导弹试验靶场。就这样，孙继先坐进了北京炮兵大院的办公室。

  面对这些尖端科技，孙继先深感自己的文化知识不足，杂乱无章的筹建工作，更是让孙继先摸不着头脑。更让孙继先头疼的是，发射基地副司令员的人选问题，已经困扰了他许久。

  一有空闲时间，孙继先就翻看自己面前那厚厚几本高级将领名册，可浏览了500多位授衔将军的简况，孙继先还是没找到中意的人。一天晚上，孙继先再次翻开了花名册，一个名字突然让他眼前一亮，随即在这一个名字下面划了一道红杠：

  这个人就是李福泽。李福泽出生于山东，父亲是工商业资本家，产业做得很大，因此李福泽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，一路从私塾读到了大学，是个名副其实的大学生。

  “卢沟桥事变”之后，李福泽给家里发电报，称自己要出国留学，拿到父亲汇来的一大笔钱后，李福泽就回到了山东，将自家四条破枪拿出来，组建起了游击队，并自任队长。

  李福泽虽然是一介书生，但打起仗来却毫不含糊。1939年淄河反顽战役，李福泽带着全营一口气攻下了十八个山头。“五井之战”更是将日军压制到一片坟地全歼，被誉为“山东抗日两年来最模范的胜利战斗”。

  到了解放战争时期，李福泽辗转到了东北战场。当时在战场上吃黄豆，李福泽吃得比要高级得多，有花生米、奶糖和酒。有时候敌人快要打到眼前了，李福泽还要嚼几粒花生米，喝一口酒。

  孙继先和李福泽同为山东老乡，从抗战时期两个人就在一起，一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后，孙继先入朝作战，而李福泽投身南海疆域的设防工作。从此两人各奔东西，再也不曾照面。

  当孙继先将名单交给萧华后，萧华也认同李福泽这个人选，当即给李福泽打去电话，让他立刻到北京来。没想到李福泽称自己工作忙，和萧华打了几个“哈哈”之后，就挂断了电话。

  对于李福泽的“抗命”，萧华并不感到意外，趁着陪同外宾访问广州的机会，萧华亲自来到，要将李福泽带回北京。

  在广州一连待了十几天，萧华连李福泽的人影都没见到，也确实体会到李福泽工作的繁忙程度。除了要应付蒋介石和美国军舰的挑衅，李福泽还要负责沿海一带的战备设防工作，甚至亲自带队在海上昼夜执勤。

  趁着李福泽在办公的地方的机会，萧华决定亲自上门“抓人”。在一番严令之下，李福泽终于同意随萧华去北京。刚一下火车，李福泽接着又上了汽车，直奔炮兵司令部大院。

  孙继先知道这一天李福泽到北京，早早就等候在办公的地方，还叮嘱秘书谁都不见，有事情明天再说。当李福泽来到孙继先办公室门口，发现了自己要见的人居然是自己的老搭档，上去就是一拳：

  孙继先见到老友也十分激动，使劲握住李福泽的手，久久不愿松开。二人寒暄过后，孙继先告诉李福泽，国家准备要搞导弹和，准备调他来担任第一副司令。随后将靶场的一些情况向李福泽作了介绍。

  听完孙继先的介绍，李福泽默默地抽着烟，想到当初自己“抗命”不来北京，他的心中甚至有些后悔。沉默了半晌之后，李福泽告诉孙继先，如果北京没什么事，自己想明天就去西北基地。

  孙继先一听就笑了，李福泽这么多年的性格丝毫没变。他让李福泽先将家里人安顿好，有些事情还需要再碰碰头，让他后天一早动身。李福泽立即站了起来：“行！”

  1958年9月，李福泽第一次踏上了西北大漠的土地，住进了一间芦苇房，结果第一个晚上就失眠了。除了屋外呼啸不止的狂风，李福泽一直在思考着诸多问题。第二天早上醒来，李福泽浑身上下被盖上了一层沙土，他胡乱抹了一把脸，拿起一个干馒头就走出了芦苇棚。

  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，李福泽一路走走看看。这里到处都在抢建道路、房屋，由于没房子，这里大部分官兵只能睡在地窝子里，只有少部分人能住上帐篷。李福泽不禁感慨：

  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李福泽像大家一样蹲在盐碱地上吃饭，没想到馒头像石头一样硬，李福泽费了好大劲才咽下一口。一位小战士赶忙端来一碗水，李福泽接过来喝了一口，还没咽下去脸就变了形：

  小战士告诉李福泽这是盐碱水，虽然苦了点，但总比没有水喝强。李福泽又问小战士能不能吃到蔬菜，小战士说自从来了这里就没见过绿东西，偶尔能吃上一口土豆和萝卜，还都是在清水里煮一下，连个油花都见不到。

  听完小战士的话，李福泽的眼睛有些湿润了。作为基地的副司令员，李福泽感觉自己愧对这些战士们，他发誓要想办法让战士们住上正儿八经的房子，吃上蔬菜，喝上热汤。

  眼看着冬天即将来临，一些住在帐篷里的官兵，也难以承受戈壁滩的寒冷。李福泽提出一边挖地窝子，一边建房子的方案，无论是什么人，一律参加建设，在寒冬到来之际，让官兵们睡上一个不冷的觉。

  在李福泽的亲自带头下，大家开始动手挖地窝子，盖房子，甚至李福泽还主张建一个幼儿园和招待所，让广大官兵的家属都能来，让苏联专家也能更安心工作。那一段时间，李福泽早上起床，第一件事就是上工地转一圈，晚上进家门前，也是到工地上看看。

  在李福泽事无巨细的工作下，一幢幢房子在戈壁滩上建起，广大官兵终于有了稍好一些的生活环境。

  导弹试验基地建成之后，李福泽放下架子，努力跟苏联专家学导弹技术。当时规定每次课程结束后，学员的笔记本都要上交保密室保管。李福泽为此练就了一套记忆绝活，基本能做到苏联专家上课的内容过目不忘，过耳不忘。

  为了学到更多的东西，李福泽利用各种方式接触苏联专家，试了几次之后，李福泽发现最有效的就是请苏联专家喝酒，并且不可以是正式场合，得利用周末设私宴，请苏联专家到家里做客。

  由于这类宴请全部都是个人自掏腰包，刚开始李福泽还准备茅台，后来请不起了，就从北京捎带便宜的二锅头酒。二锅头酒的口味更适合苏联人的胃口，一喝就上瘾，喝高了就会说一些平时不轻易透露的导弹方面的东西。

  而李福泽早在喝酒前就叮嘱好翻译，他只管喝酒，翻译就记录专家们说的话，尤其是半醉半醒时候说的内容。

  后来粮食困难，没有酒了，李福泽就让人用燃料库里的酒精兑水，勾兑出一种“酒”。宴请苏联专家的时候，专家们喝为数不多的二锅头，而李福泽就喝自己的兑的“酒”。

  时间一长，“酒”的秘密就暴露了。一次专家品尝李福泽喝的“酒”之后，感觉味道不对，得知李福泽“酒”的来历后，专家们被深深感动，要李福泽也喝二锅头，但李福泽婉拒了他们的请求：

  李福泽就靠着这样的方式，赢得了苏联专家们的信任，导弹的技术参数也不再是“秘密”。部下们都担心李福泽喝多了勾兑的“酒”会喝坏身体，李福泽却说：

  “你们以为我不知道这种酒精勾兑的所谓酒，对人身体极为有害吗？可为了咱中国的导弹，为了学到真东西，不喝行吗？”

  靠着这样的方式，李福泽用自己的身体健康，换来了新中国一枚枚导弹的成功上天。

  1970年4月24日，钱学森、李福泽等人走进会议室，这一天会议的议题很简单，就是看今晚的气象条件能不能发射。会议从开始到结束，只用了十分钟时间，会议一散，李福泽第一件事就是点起一支香烟，刚抽了两口，他突然想起第一级火箭正在加注燃料，马上掐灭烟头，匆匆朝地下室走去。

  下午1点35分，燃料加注全部结束，但今晚能不能发射，发射场还没有接到北京的命令。而此时的发射场上空，天气依然不是很理想，气象部门的工作人员个个手持仪表，在发射场上跑来跑去，急得头上直冒虚汗。

  李福泽来到发射架下，叫住一名气象预报员，问了问情况，就坐在发射场边的一块水泥地上，一直抬头望着天。别看他表面平静，其实内心也很是不安，一方面是由于气象问题，另一方面是希望尽快得到毛主席同意的消息。

  从1958年毛主席提出“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”到今天，已逝去了十二年的时间。在这十二年中，李福泽见证了新中国一枚枚导弹顺利升空，只要毛主席批准今晚发射，李福泽将见证新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。

  就在李福泽焦急等待的同时，北京的罗舜初也在等待。前一天晚上，周总理已经将发射卫星的报告送到了毛主席的手上，如今卫星发射在即，只要毛主席批准，发射程序即可往下进行。

  下午3点50分，罗舜初身边的电话终于响了，周总理告诉他，毛主席已经批准了今晚的发射计划，卫星可以按预定时间发射。听到这一条消息，罗舜初立刻给发射场打去电话，告诉李福泽这一好消息。

  李福泽接到罗舜初的电话后，立即召开指挥部紧急会议，传达这一特大喜讯，紧接着，这一喜讯传达到了各个岗位，平静的发射场顿时沸腾起来。然而，发射进展的情况却并没有想象中顺利。

  傍晚6点30分，发射班的两名战士路过发射架下，突然听到有东西从火箭上滑落的声音。两名战士立即在发射架下仔细察看，结果找到了一只直径八毫米的弹簧垫圈。

  这只小小的垫圈立即引起了指挥员们的注意，试验工作队迅速赶到现场，首先确定这只垫圈在哪里使用，然后仔细查看所用装置，发现每个垫圈都完好无损。试验工作队判断，这只垫圈是个多余物，火箭结构上没有问题。

  晚上8点整，指挥部下达了“一小时准备”的命令，此时发射场上空仍旧是满天乌云，看不到什么星星。正当大家为头上的乌云而心急如焚时，更严重的事情又发生了。

  就在距离预定发射时间只剩35分钟时，工作人员报告应答机信号丢失。这一重要部件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，将无法跟踪到卫星上天之后的数据准确性。地下控制室顿时一片慌乱，李福泽当即问怎么回事。当得知应答机丢失了信号时，李福泽和其他几名指挥员商议，决定推迟发射。

  周总理得知此事后，同意推迟发射，并强调必须将应答机的问题解决好。李福泽再也坐不住了，在指挥所里来回踱步，几次想点起香烟，又咬了咬牙忍住了。事情很快有了结果，故障原因不在卫星上，而是地面设备一个接头松动了。

  晚上9点5分，指挥部下达“三十分钟准备”的指令，全体人员迅速撤离现场，整个发射场顿时变得冷清起来，而发射场上空的云层也逐渐散开，就像为卫星发射专门空出的一条轨道。

  9点35分，“长征一号”运载火箭载着“东方红一号”卫星徐徐升空，十秒钟之后，火箭开始朝着东南方加速飞去，很快便消失在了茫茫夜空之中。十五分钟后，指挥所传出“卫星入轨”的特大喜讯，沉寂紧张的发射场顿时一片沸腾。

  “东方红一号”发射成功七天后，中国人民迎来了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，周总理特别安排发射卫星的功臣组成代表团，登上一起参加庆祝活动。

  当天晚上，十万军民云集广场，踏着欢庆的鼓点，李福泽、钱学森等十七名代表登上城楼，在周总理的介绍下，毛主席与大家一一握手致意。

  当“东方红一号”划过北京上空的时候，将整个庆祝活动推向了高潮。伴随着广播中接收到的《东方红》歌曲信号，大家纷纷仰望星空，放声唱起了《东方红》。一时间，《东方红》响彻天上人间，在亿万人民心中久久回荡……